――2013年材料学院赴河南省草庙村社会实践实录

供稿　党委宣传部　杨扬　材料学院　张博文　常云鹏　摄影　喻典

　　编者按：今年暑假期间，我校材料学院“关注留守儿童”暑期社会实践团前往洛阳市嵩县纸房乡草庙村开展了为期十五天的社会调研活动。半个月以来，实践团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与阻碍，对草庙村进行了全面调研，并着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索了草庙村在发展上所面临的问题，提高了“关注留守儿童”这一社会实践活动的高度、宽度和广度。党委宣传部携大学生记者团学生记者跟随材料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前往草庙村进行采访，用文字与影像记录了实践团成员在调研实践中的心路历程。

　　从北京到洛阳，从洛阳到嵩县，再从嵩县到草庙村。
　　看着繁华的街景逐渐被乡镇的土路所代替时，卓建成的心里开始有些不安。特别是当汽车行驶在仅五米宽的山路，险些与对面来的货车相撞时，他更是吓得脸色苍白。这个从小在福建沿海城市长大的18岁男生，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他还隐隐记得自己在报名参加实践团时，母亲对他的劝阻：“咱们家就你一个男孩子，你平时健健康康的就行了，没事不要瞎跑，做什么公益活动啊，几个大学生跑出去多危险啊！”
　　可是，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慈善的心。
　　2013年的夏天，卓建成毅然背起了行囊，和他的十个伙伴来到了河南省嵩县纸房乡草庙村，在这里，他和同伴们开始了为期两周的社会实践。

“这里的萤火虫真亮啊”

　　来到草庙村的第一个晚上，全村停电。
　　留守阿舅韩延昭为了迎接实践团的成员们，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到县城里为同学们购置了新的凉席、被褥和电扇，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下午突如其来的暴雨令村里的电线杆倒了，全村都没有电。
　　同学们在吃晚饭时，阿舅消失了。一个小时后，他带着一箱啤酒和一捆蜡烛回到了住处。晚饭过后，点起蜡烛，同学们和阿舅围坐在一起畅谈。暗夜中，火苗一闪一闪，一只又一只飞蛾扑向火苗。只见一只飞蛾穿过火苗，落了下来，掉在了桌子上。这一幕令卓建成看呆了，以往只听过“飞蛾扑火”这个成语，而这一次他真真切切地看在眼里，却只觉得头皮发麻。在他发愣时，身边的朋友用胳膊撞了下他，提醒他注意看周边的萤火虫。古人云：“萤烛末光，增辉日月”，萤火虫发出的光，微小但并不渺小，它点亮自己的灯，冲破黑暗的束缚。看着萤火虫星星点点地移动，卓建成心中诗情荡漾。
　　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这一天，他对自然界的生命有了新的发现与感悟。
　　然而正当他沉醉在对萤火虫的观赏时，田间地头的一些小生物也悄然地爬到了他的身上，他开始不停地驱赶，不停地抓挠。更甚者，他一想到今天晚上要和三个男生一起睡在村里土坯房的土坑上时，他更是皱了皱眉头。
　　这就是来草庙的第一天，喝的是水管里的泉水，住的是农家的土坯房，吃的是随手摘下的树叶煮的绿粥。卓建成对自己未来的实践生活不禁有些小失落。

朱振乐：风铃的歌

　　第二天的晨起时，郭天佑隐约听到了风铃的声音。
　　起来时，他才发现昨天喝完的啤酒瓶子已经被阿舅用线吊起，错落有致地挂在了门口的树上。风吹过，翠绿色的瓶子相互撞击，发出轻脆的声响，仿佛一曲风铃的协奏曲。
　　原来诗意恪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有一颗向往真善美的诗心，无论你是生活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你都是生活的诗人。
　　吃完早餐，郭天佑和五个队员一起前去回访留守儿童朱振乐。朱振乐的家在村里的一个山角下，周围居住的都是朱家的亲戚。朱振乐十二岁时，父母离异；十三岁时，父亲因为肺尘去逝。目前，朱振乐和大伯大婶在一起生活，在学习之余他还要照顾久病在床的爷爷——这样的经历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相当不幸的。
　　面对我们的镜头，朱振乐有些害羞，不喜欢说话，只是一直傻傻地笑。他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黄的上衣，拘谨地坐在自家门前，仿佛不是外人来他家做客，而是他去别人家做客似的。他指着家门口倒掉的大树，喃喃地说：“昨天下大雨，把房子给砸了，进不去了。”朴实的脸上微露愁容。
　　朱振乐很少有新衣服，他一般都是穿父辈们穿过的旧衣服，所以他身上的衣服总是显得有些宽大。当有同学表示要给朱振乐买衣服时，大伯在旁边插话了：“不要买好看的，要买结实的”。
　　十四岁的朱振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离家十二公里外的纸房乡。他目前正在纸房乡上初中，每周回家一次，其余时间都住在学校里。纸房乡中学宿舍的居住条件十分紧张，每张单人床一般要睡两个初中生——你家拿来的被子当褥子，我家拿来的被子咱俩再合盖。最令人惊奇的是，上铺和下铺居然一样，这就意味着每张上下床一共要睡四个人。朱振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一个个求学之日。然而，他对远方有着无限的向往和憧憬。
　　我们问他：“你以后还想留在草庙村吗？”
　　他想都没想，说：“不想。”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什么也没有。”
　　“那你想去哪里呢？”
　　“我想去北京。”
　　“为什么？”
　　“因为北京啥都有。”
　　简单的对话，却让每个团员无限心酸。
　　当我们就要离开时，朱振乐的二妈抱着自家的小孙子出来了，可爱的小孩一下子就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
　　这个小孩只有九个月大，但是父母在半年前就都去苏州打工了。也就是说，在小孩来到这个世界后，它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少之甚少。
　　那一刻，郭天佑的心中微微一颤。他不禁想：“是什么样的诱惑让父母能够忍心扔下嗷嗷待哺的婴孩，只身前往他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孩，是我们在草庙村遇到的最小的“留守儿童”。

张晨曦：晨光之熹微

　　张晨曦是一个有灵气的女孩，任何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被她眼中闪现的光打动。常美琳也不例外。
　　在她看到张晨曦第一眼时，就被她眼里的光吸引了。
　　然而晨曦的家除了有破旧的家具和凌乱的衣服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无所有。走进张晨曦家的那一刻，在城市里土生土长的常美琳才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是“家徒四壁”。
　　可是这依然没有影响常美琳对张晨曦的关注。张晨曦永远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花裙子坐在桌边认真地学习，还不时地教育年仅七岁的妹妹要好好学习。晨曦告诉常美琳，她喜欢画画，她长大以后要画好多好多的画，她还要当画家。
　　甜甜的笑容挂在晨曦的脸上，印在美琳的心里。美琳差点忘记了这是一个长期处于留守状态、却还要照顾妹妹衣食起居的小姑娘；差点忘记了母亲已经永远离开晨曦、晨露两姐妹的现实遭遇；甚至差点忘记了晨曦的身份——一个留守儿童——一个需要她帮助和关怀的对象。

张晨曦（右）和妹妹晨露在玩芭比娃娃

　　张晨曦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上海。那次远行是韩延昭老师带她去的，她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漂亮的芭比娃娃——这是韩老师送给她的礼物。回来以后晨曦都舍不得拿出来和同伴们一起玩，可是有一天却被淘气的表哥意外弄坏了，这让晨曦伤心了很久。
　　一个芭比娃娃激起了常美琳的千万种思绪。很多女孩小时候都想拥有一个芭比娃娃，幻想着有一天能有一件像芭比娃娃那样美丽的衣服，幻想着有一天能有芭比娃娃那样美丽的长发，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像芭比娃娃那样闪耀。
　　张晨曦也一样，生活虽然清苦，但她的内心依然住着一个小公主，坚强而独立，美丽而高贵。
　　接下来几天，在空闲时常美琳和同学们就会过来陪晨曦、晨露两姐妹一起画了画，一起玩芭比娃娃。美琳看着姐妹俩快乐的笑脸，心里一阵酸痛，她真的无法想象，当爸爸去杭州打工时家里只剩下两个小姑娘和爷爷相依为命的景象，那该是多么的冷清和凄凉啊！
　　可是这种苦涩的滋味，孩子们能懂么？
　　著名诗人陶渊明在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中写道“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曦”和“熹”，一字之差，但都是光明之意。意思是说，向行人打听前面的路，只觉得遗憾晨光朦胧天不亮。我想，陶渊明在赶路时都会害怕因为光线不足而看到前行的道路，那我们面前的这个仅有九岁的小女孩，在经历了如此多人生变故后，会不会也害怕未来的人生之路呢？
　　又或许，她才是命运的强者。

远方除了遥远，是否一无所有？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的孤独。
　　这是海子的理解。
　　然而海子没有料到，在他离世二十年后，一大批农民兄弟开始相继告别亲人，离开故土，奔向远方，奔向梦想。
　　匆匆，又匆匆。
　　农民兄弟为现代城市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心力和血汗。他们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做着最底层的工作，忍受着最恶劣的环境，拿着最低廉的薪水，甚至放弃着每一个与家人团聚相处的日夜，为的只是能够给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可是他们却是庞大城市机器上最必不可少的一个部件。
　　或许没有理解，没有关爱，更或许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可是他们也在城市森林里顽强地坚持着，打拼着，奋斗着，为的都是家乡的子女，为的都是祖国的下一代。
　　然而，当我们把镜头对准他们的故土，对准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乡村田野，对准他们挚爱的孩童时，我们却有了惊人的发现。以草庙村为例，这里没有大学生村官，没有政府扶植企业，甚至没有像样的小学教育，小学教师平均年龄52岁，最高年龄67岁，最低年龄43岁。据村计划生育调查，周边五村现有小学学生156人，七岁以下儿童173人，学前儿童人数比在校学生还多，但是草庙幼儿园现有幼儿60余人，实际接收率不足三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大部分草庙村的孩子面临着失学或者辍学的惨况。更令人震惊的是，过去五年中，从草庙村走出的大部分孩子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外出到县城或者省城打工。在这里，能够考上高中甚至大学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微乎其微。在有些村里人看来，上大学还不如出去打工呢。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村民们固执地盲信“读书无用论”，在他们看来，赚钱才是王道，才是改变现实处境最好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直面的乡村教育，但是总有一些年轻人有志去变革。我不禁想起一个故事，2000年，安徽利辛县大专毕业的当地青年杨华和法律系毕业生殷永纯，以及殷永纯的朋友、河北理工大学毕业生赵志雄三个人一起在利辛当地创办了复兴学校。从2000年1月开始，在这所破旧的乡村学校，先后有30多位来自大城市的民间志愿者，放弃了安逸的城市生活，来做一名乡村教师，从无到有地办起一所乡村中学。这些全都是大学毕业生的城市志愿者，每月只拿200元生活补助，一呆就是一年甚至几年。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为了一个理想：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切实从改革教育做起。他们希望利用城市里大量的慈善资金，召集有志青年，把青春与才能“空降”到最需要的穷困乡村，一步步改变中国乡村教育的困境。然而现实总是困难重重，2003年3月底，最后一批志愿者撤离了复兴学校。这场曾鼓舞人心的教育改革实验也归于沉寂。
　　在草庙村小学的门口，望着空空如也的操场，我和同学们回味着这个事例，思考着中国的乡村教育何去何从，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出路。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深思，可是又有谁能够迈出改革的第一步。
　　在草庙村的这十几天里，思考和讨论一直伴随着每一个年轻人。作为九零后的新一批大学生，他们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境况，关注新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与走向，他们关注中国乡村的建设和面临的难题，他们更关注中国乡村教育的现实困境，更关注每一个祖国花朵的前途与命运。作为经济学的学生，在草庙村生活的两周时间里，卓建成和常美琳调查了村子里的经济现状，他们先后采访了村支书、村主任及村里各类养殖户。在他们的实践手记里，卓建成写道：“所到之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都见不到几个年轻人，没人就没办法建设村子。”的确，目前草庙村劳动力严重外流，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经过分析，两位同学认为只要加大招商引资，就可以办成很多事，比如扩大养殖规模、修建进村道路等。在两个学生看来，只要有了大型的养殖场和工厂，就能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就业，而只有收入提升了，才能将更多的劳动力留在村子里建设，这样更多的留守儿童也能够回归父母相伴左右的幸福生活。

阿舅的坚持与梦想

　　说起留守阿舅韩延昭，草庙村的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
　　2008年，洛阳师范毕业的韩延昭辞掉市区的工作，回到嵩县老家。父亲韩润堂在草庙学校任教，由于积劳成疾，韩润堂病倒了。韩延昭接替了父亲的班，成了草庙学校五年级的代课教师。
　　半年过去了，韩润堂在身体恢复后开始上班，韩延昭被调到学前班授课。最初，韩延昭的想法很简单，他认为学前班无非就是给学龄前的孩子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场所，让孩子们在幼儿园里可以玩、可以学习，有书看。可时间长了，每每到放寒暑假的时候，韩延昭就发现好多孩子常常整日在村路上游荡，无事可干还不安全。再仔细打听，他才知道好多孩子的家长出去打工了，有的甚至父母双双不在家。
　　为了给这些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找一个安全的玩耍场所，韩老师特意拿出自己的积蓄，租下学校里空闲的一座二层小楼，买了几个篮球、几套积木，供孩子们玩耍。接着，为了让孩子们能多学点知识，他又添置了电视机、影碟机和一大堆光碟。再后来，他又拿出几千元钱，买了一台组装的电脑。因为有些孩子说特别想爸爸妈妈，有了电脑就可以和远方的父母通过视频说说话。
　　孩子眼里的韩老师，可以称得上是无所不能。从舞蹈到美术到文化课，他什么都能教；从吃喝到游戏到阅读，他什么都在管。我想，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韩延昭不仅是老师，更是他们的亲人和恩人。
　　2009年，“希望留守之家”正式在草庙学校成立。这个时候，“留守之家”里又添了一台洗衣机、一套厨房设备和一辆旧面包车。韩延昭已经成了附近几个村庄上百个留守儿童的“保姆”，为孩子们洗衣和做饭、接送离学校远的孩子，都成了“留守之家”的“服务项目”。
　　有一次到洛阳参加同学聚会，一个同学跟韩延昭开玩笑地说：“你好好的老师不做，居然到幼儿园里当阿舅去了！”在洛阳话里，“阿舅”就是和阿姨的意思很类似，指的是照顾孩子的“男保姆”。一句小小的嘲讽让韩延昭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决定以“留守阿舅”作为自己的网名。2009年，韩延昭以“留守阿舅”为名开通了博客，记录“留守之家”的每一步发展和自己对留守儿童的思考。
　　慢慢地，韩延昭的“留守之家”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他陆续接到一些陌生的电话，打听“留守之家”的孩子们还缺啥，需要他们帮什么忙。书包、文具、图书、篮球、衣服……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不同的寄件地址发出，源源不断地寄到“留守之家”来。
　　有一次，一张汇物单辗转几个月才到了韩延昭的手里。为什么会那么久呢？因为当时村里已经不下百人看过那张单子了。不仅因为那张单子当时是一个演艺界的明星寄过来的，更让山里乡民震惊的是，这张汇款单的邮寄地址居然是“中华民国”——这个只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的名字。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美籍华人老太太在旅游过程中无意中知道了“留守之家”。回国之后，这个老太太给韩延昭邮寄了一些玩具和文具。因为特殊原因，这些物资不能直接从美国邮寄到中国，为此物资中转了数个国家，最后才到达韩老师的手里。当韩老师看到包裹的时候，他感到特别不可思议，且不说里面东西的价值如何，仅仅是汇物单上三百多美元的邮费就让他很震惊。
　　这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给了韩延昭巨大的鼓舞和感召，更激发了他将慈善带来做到底的决心。韩延昭为了“留守之家”的发展和壮大付出了巨大了心力，为了筹建这个项目，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负债三万之多。村里的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的想法，有些人甚至会在背地里说“延昭这个人真傻”。当我们和韩老师的爱人谈起这些时，她淡淡地看了看怀中刚刚半岁的儿子，默默地说：“他的事，我从来都不管。”在父母和家人看来，正当壮年的韩延昭也应该和村里的其他年轻人一样走出大山，去城市里赚钱养家，为妻儿提供更富足的生活，可是他却选择了留下来。在我们的访谈中，韩老师一再跟我们讲：“也许以后我也会离开，但是我希望因为我的坚持，留守儿童的现状会获得更多人的关注。”

问天问大地　也问问我自己

　　十几天的调研生活，让实践团的同学们收获更多的，或许应该是精神洗礼了。
　　20岁的年纪应该去做什么？应该有怎样的梦想和规划？这些问题萦绕在每个青年人的头脑里。
　　来草庙村的第一天，是常美琳二十岁的生日。当同班同学卓建成抱着一个从洛阳买来的大蛋糕步入韩老师家时，她的心里充满了期待。当她打开蛋糕，发现因为高温和颠簸，奶油蛋糕已经融化得失去了形状，然而周围的留守儿童看到蛋糕时，眼睛里依然放射出了久违的渴望的光芒。
　　常美琳突然很感谢自己的这个生日，因为蛋糕给农村的孩子们带来了不尽的甜蜜和温暖。当天晚上，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20岁，意味着成长，更加意味着责任。”
　　对于这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来说，十几天的农村生活足以成为他们生命中绝无仅有的经历，有些人甚至坦言她们习惯了很多自己曾经以为会永远不会习惯的事情。男生们习惯了在农村的河塘里“天浴”，女生也习惯了只洗凉水澡；他们都习惯了村里各种各样的爬虫，从最初的尖叫到恐慌，再到淡然接受；更让他习惯的是，每晚和队友们一起睡在农村的土坑上，谈着人生，聊着理想，伴着昆虫的鸣奏安然入睡。

　　十几天实践已经结束，但这些年轻人在精神上的成长才刚刚开始。
　　在草庙村的日子里，他们目睹了十多个留守家庭背后的无奈与复杂，他们也洞察了中国一个社会阶级的矛盾与辛酸。
　　七月八日进村的时候，司机师傅得意地告诉我们：“嵩县这个地方产金子，特别好，特别纯。”可是，这些金子又是怎么炼出来的呢？韩延昭老师告诉我们，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将剧毒的化学药品喷在含有金矿的山林上，农药所到之处，草木完全荒芜。借着雨水的冲刷，含有金分子的水注入河流，商人再收集这些泛黄的河水，用来冶金。是的，收集来的金子是黄澄澄的，但是周围的森林和河流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应该如何两全，这个问题引起了实践团每个成员的深思。
　　当然，更让同学们担忧的是中国农村教育的未来。目前在草庙村，稍微有些能力的村民都会尽力在县城买房，供自己的子女到嵩县读书、接受教育。那么这样的现状持续几年，草庙小学还会不会存在呢？关于这些问题，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事实上，面对留守儿童的这一社会问题，这些大学生们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和答案。他们希望帮助当地农村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乡镇企业，吸引一大批壮劳力留在农村，建设家乡，服务家乡，这样农民不仅能赚钱养家，还能在亲情上哺育下一代。可是，每一个农村如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建设项目？在人口素质普遍偏低的乡村社会，又应该如何把全村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
 　　又或许，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超出了这些九零后孩子们的能力范围。他们不仅争议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更在积极思考自己能为他人做些什么，能为中国社会做些什么。从他们探索的表情和激烈的争吵中，我看到了他们对中国现状的关心，更看到了他们对下一代儿童的帮助与扶持；我感受到了他们肩上担当的责任和使命，更感受到了他们心中原始的热忱与善良。
正是这种无私的爱，这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善良，让我又一次看到了中国未来新的希望。

　　时光匆匆。
　　半个月前，他们兴冲冲地来到草庙村，怀着无限的期待；半个月后，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草庙村，心中满是留恋。这次的实践活动，同学们希望通过实际行动为乡村留守儿童带来更多关注的目光，希望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这里的孩子们快乐地成长、成才。
　　或许他们不能弥补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空缺，也不能长期在孩子们身边带给他们关爱和支持，但是他们愿意向孩子们伸出温暖的双手，愿意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一起重温童年的美好。
　　孩子们的路还很长，实践团员们希望：孩子们的未来不仅有彩虹，还有父母家人们最温暖、最亲切的笑脸。

（审核：张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