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稿：新闻中心 高国庆 编辑：李芬

〖第747期〗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未见到蔡毓芳老师之前，先读到的是她在1995年12月25日第532期校报上题为《我喜欢腊梅》（详见学校新闻网人物风采栏目）的文章和她的小说《幸福门的金钥匙》。坎坷曲折、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的人生梦魇和她扼住命运咽喉的顽强毅力，形成了理想与现实、厄运与抗争的巨大张力，蕴含着作者对人生命运的深刻思考。

    今年73岁高龄的蔡老师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早年抱着服务军工、报效祖国的满腔热忱，于1953年考入我校化工系学习，并于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不幸的是，在风华正茂之时，由于实验事故却不得不面对截肢的残酷命运。中年之时，丈夫又永远地离开了她。人生之不幸乃文学之大幸。蔡老师的人生是不幸的，但这不幸乃是她的文学的大幸。蔡老师说，“当我风华正茂时，就遭遇到了直落谷底的致命一击。厄运降临后，我除了竭尽全力重新奋起外，对解读命运真谛，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兴趣。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小说《幸福门的金钥匙》的序言）命运真谛的答案是什么呢？蔡老师的回答不是彼岸的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思索，而是在关注此岸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她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如俄国文学批评家车尔尼)夫斯基所言：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成为“人的教科书”。对童年经历、对人生观、对价值观形成动因的关照，对情爱的反思，对人生不幸的体悟，是作者浓墨重彩加以描写的，小说的主人公家梅是以作者为原型的，因此丰厚的人生体验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小说对青年大学生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代大学生和我们“80”后或“90”后的成长环境不同，但远去的光影如讲故事般流淌的时候，那代青年人的苦与乐、愁与思映照着我们。少年意气的同学、专业选择的困惑、大学生活的精彩、懵懂的爱情……似曾相识的感动涌上心际，思考也便蔓延开来。

    王国维说：“欢愉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巧。”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女性视角审视生活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情愁、生离死别，以濒临死亡的体验来审视现实生活。小说文笔细腻如张爱玲，是了解女性心理纹理的好文本。

    长篇小说是衡量文学家与否的重要标准。原因在于小说体制庞大，难以驾驭。蔡老师从小对文学有着痴迷的爱好，但是对于一个理工科的老师，在晚年去写一部长篇小说，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她说，自己的标准是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更好。为了写《幸福门的金钥匙》这部小说，蔡老师从1998年开始，用了十年的时间阅读中外名著和大量文学理论书籍，参加了写作辅导班，搜集了作品所需的大量素材。好的作品是修改出来的，蔡老师在写作过程中也可谓“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了，不起眼的一段话，可能是她连续几天夜不能寐、推敲琢磨写成的。为了使人物形象生动，她从生活中汲取营养，经常上街观察不同人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为了使故乡景物真实动人，她多次到江南小镇富春江畔，亲自感受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在办公室见到蔡老师时，她让我谈谈对小说的看法。坦诚地说，小说写得好坏并不能在当下得到评价。因为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是经过时代的砥砺和岁月的洗刷而逐渐为人认可的。正因如此，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任何关于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的判断标准在现实中都遭遇了反对的声音。我认为，只要抱着关注人生的态度进行创作，其作品就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在一个消弭崇高、解构意义的时代，蔡老师的作品对人生庄严感、敬畏感、崇高感的坚守让人肃然起敬。

    悲剧可分为三种，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蔡老师的人生经历如果用悲剧理论来解释的话，应属于命运悲剧了。命运悲剧指的是一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无法逃脱命运的掌心。然而，又不确切，因为蔡老师无论在作品中，还是在生活里，都是以西西弗斯般轻蔑的目光来看待生活，拥抱阳光。我曾疑惑，为什么同是相似的命运，写《我与地坛》的史铁生多有愁苦之情，而蔡老师小说的主旨却似乎在昭示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打败。后来我明白了。蔡老师懂得用美来装点生活，用真心、真情、真意的内在美来温暖别人，即海德格尔的“诗意的栖居”。不幸致残后，她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在修养，在生活点点滴滴的细节上下功夫，用灿烂的微笑来赢得生活；丈夫离世后，又自学服装设计，用五彩绚烂的服装来渲染生活。

    蔡老师在《我喜欢腊梅》中以腊梅自比，“腊梅花比起牡丹花来，没有雍容华贵之态，更没有‘国色天香’的美誉；比起荷花来，没有婷婷玉立之姿，更没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赞誉；比起桂花来，虽可与之比美，但桂花那沁人心脾的芳香是无法相比的。然而，腊梅花是在严冬恶劣气候条件下开放的，虽迎着寒风和霜)，却依旧生机勃勃。”我们为北理工腊梅———蔡毓芳老师而感动和骄傲！